从广济禅师到三平祖师——由《唐广济大师行录碑》说起

本文原刊于《中国宗教》杂志2025年第3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苏轼题《唐广济大师行录碑》跋文

缘起：宋代碑文里的历史掌故

三平祖师塑像

中国古代素有刻石立碑以铭史的传统。近年，作为苏轼文章和书法传世的新发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题跋《唐广济大师行录碑》拓本一经面世，便引起广泛关注。此碑刻立于宋代，该拓本是明嘉靖墨拓本，有历代递藏者的题跋、笺注、收藏印等，弥足珍贵。

据《四库全书》史部十四《金石文考略》载:“苏文忠广济大师行录小楷书《唐广济大师行录碑》，王沨撰。沨与禅师同时，苏文忠书并跋。其字圆劲不必言，妙在运笔天然， 若不知作小楷者，故为小楷中所难也。”可见此碑的书法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和宗教研究价值都极高。

《唐广济大师行录碑》碑文内容由唐代王沨（即王讽，唐吏部侍郎，谪守漳浦，乾符中入为工部尚书）撰写，记载着唐代广济禅师的生平事迹。二百多年后，苏轼在宋代重修的碑文上跋文，讲述了广济禅师的教诲与修行精神。

广济禅师俗姓杨，名义中，祖籍陕西高陵，因父仕闽，唐建中二年（781）出生于福唐县（今福清市）。从小不食荤腥，少年时随父宦居泉州。14岁时，随父仕官至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投宋州律师玄用出家，27岁时受具足戒。他精通经史，尤其擅长《周易》，先修习奢摩他（止）和三摩钵提（等持），后来修习禅那（静虑，即住心一境以静息 念虑和思维真理）。为求证佛法，云游参学、遍访高僧，先依百岩怀晖禅师，历奉西堂智藏禅师、洪州百丈怀海禅师、抚州石巩禅师，再侍潮州大颠禅师，并成为大颠的法嗣弟子。

禅师于唐宝历初（约825年）回福建弘法，至漳州，入平和、漳浦，最后在漳浦与平和交界的三平山上“因芟剃住持，敞为招提”。当时他的弘法吸引学众云集，“学人不远荒服请法者，常有三百余人”。唐会昌五年（845），因武宗毁佛，避居平和九层岩山，在大柏山麓建成三平寺继续弘法，并传授百姓桑麻耕织技术，带领民众垦创田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大中三年（849），唐宣宗即位后，重新尊崇佛教。漳州刺史郑薰特请禅师出任漳州开元寺住持，并将其事迹上疏朝廷，宣宗敕封为“广济禅师”。咸通十三年（872）十一月六日，广济禅师宴坐示寂，世寿92，僧腊65。

此文书写的年代初步断定是宋神宗元丰年间，落款“东坡居士轼跋”。约是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所著。“东坡”是当时黄州东门外一块山间坡地，苏轼在此处养牛一头，垦田半顷，播植稻麦，自号东坡居士。受佛家思想的熏染，苏轼心情发生巨大改变，在《黄州安国寺记》中反观自己过去言行皆不中道，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苏轼是在何种渊源之下书跋《唐广济大师行录碑》，还有待深入挖掘和考证。但在字里行间，苏轼表达了自己对广济禅师的景仰：“余独爱其载师最后语云：‘吾生若泡，泡还如水，三十二相皆为假伪。汝等有不假伪底法身，量等太虚，无生灭去来之相。’呜呼！大师，吾得而见之矣！曹溪法门，惟论见性，斯非其一语印南宗者与？”读罢广济禅师的法语，苏轼发出感叹，表示自己有幸仿佛亲眼见到了大师！

苏轼对禅宗有着深刻的理解。禅宗南宗要义即是强调人人本具先天佛性，只要真智显露，就能明心见性、内外彻悟、见性成佛。在他看来，广济禅师印证了南宗曹溪法门要旨。他还在跋文中摘录广济禅师的偈子：“只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发出体用不二之慨。该偈末两句云:“个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广济禅师“全无事”这一心无所住、无有所得的禅悟，与苏轼的人生意趣是极为契合的。

广济禅师的禅法同样影响了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唐广济大师行录碑》言及广济禅师“复引韩愈侍郎，通入信门”。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舍利，上书《谏迎佛骨表》，被贬潮州任刺史。虽是被贬谪，但韩愈上任后因俗施教、移风化俗，结果潮州大治。元祐七年（1092）苏东坡撰写《潮州韩文公庙碑》，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碑文中高度赞扬了韩愈的文学成就以及任职潮州的政绩。而后两句“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颇有东坡自况之意。可惜《潮州韩文公庙碑》的真迹已不能得见，而《唐广济大师行录碑》碑帖存世更显珍稀至极。

据《祖堂集》记载，韩愈曾到大颠禅师处参问治理潮州事宜，禅师良久未答。侍者广济禅师在背后敲禅床，大颠乃云：“作摩?”对曰：“先以定动，然后智拔。”广济禅师以禅言慧语替大颠禅师解答了如何治理好潮州的良方妙策。韩愈豁然开朗，对广济禅师钦佩不已，云：“和尚格调高峻，弟子罔措，今于侍者边却有入处。”在潮州期间，原本辟佛的韩愈通过与大颠禅师、广济禅师的往来，对佛教有了新的认识，这也成为儒释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广为流传。

演变：从禅师到祖师的发展脉络

16 世纪日本室町时代，狩野元信绘《祖师图》（局部），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此幅画为当时流行的屏风画，共四扇，描绘了中国禅宗的多个公案故事，其中之一是《三平受箭、石巩张弓》。

广济禅师所处的时代，正是禅宗流派纷呈的时代，南宗由洪州、青原向五家七宗过渡。他四处参学各宗派高僧，博采兼容，对禅法有着深刻的领悟。《五灯会元》记载着著名的禅宗公案“三平受箭、石巩张弓”。广济禅师拜学于石巩禅师时,石巩以弓箭接机，他毫不犹豫擘胸以对。石巩30年间以弓箭接引学徒，只有广济禅师略明其旨，得到了他的首肯，他称自己终获“半个圣人”。后来广济禅师再悟得石巩张弓、直指本原的机锋，说：“登时将谓得便宜，如今看却输便宜。”自唐末以后，禅宗五家七宗有将近百位禅师在禅悟教学、开示和教化中都用过这则公案。在诸多禅宗典籍里，都有关于广济禅师问禅悟道的记录，可见他是一位师承南宗，对达摩禅法有着透彻理解的高僧。

宋以后至明清时期，广济禅师由一位禅宗高僧演变成被广大民众崇奉的“三平祖师公”，三平祖师信仰逐渐形成。

诸多碑文记载了广济禅师精于神通法术的传说故事。宋大观四年（1110），三平寺第一次重修寺内碑刻时，当时的住持僧云岳在所附的修碑题识中提到广济禅师“鬼窟活计”的传说：“世之比拟广济大师鬼窟活计，乃谓小乘。如斯言议，涉在常情。俗谚井谈，道听途说。”在修碑时，云岳将其时已广为流传的禅宗典籍中所记载的广济禅师的语录，以及民间有关其传说补缀于碑。

《唐广济大师行录碑》以及寺内现存的明清碑碣中，加入了不少关于广济禅师的民间神话传说，相比于唐代最早关于广济禅师的史料内容有了较大的变化。这些故事还见载于当时所撰修的一些志书，如嘉靖《龙溪县志》、明代何乔远《闽书》等等。这些传说故事结合闽南地理环境以及民间动物崇拜、神灵崇拜的背景，把三平祖师塑造成一位佛法无边、本领高强、能够驱妖降魔的地方保护神。

类似这种由高僧大德转变为神明祖师的例子在闽地还有不少，例如闽东平麓祖师、闽南清水祖师、闽西定光古佛和伏虎禅师、闽北三佛祖师、闽中卢公祖师等。

三平祖师自唐宋以来就被当地民众广为崇仰。从寺内碑刻记载来看，其信众以漳州地区民众为主，上至漳籍朝官，下至地方文武官员、乡绅士庶以及黎民百姓。著名者有宋吏部尚书颜师鲁、颜颐仲祖孙二人，明万历年间礼部侍郎林釬，明崇祯年间吏部主事陈天定，清乾隆《四库全书》正总裁、文华殿大学士蔡新，清康熙“一等海澄公”黄梧及其曾孙黄仕简等。他们或捐修三平寺，或增置寺田，对三平祖师信仰的深化和传播，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平寺迄今香火绵延不绝，每年都会举办内容丰富的信俗活动。2014年，“三平祖师信俗”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传播：交流交往的桥梁纽带

漳州平和三平寺

三平祖师信仰作为佛教与闽地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其信仰体系、文化内涵等经过不断丰富与演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俗文化。三平祖师信仰形成之后，主要流行于漳州地区，后来逐渐向周边地区辐射，扩散到整个闽南地区。据碑刻资料显示，早在元代就有温陵（泉州古称）人助三平寺修碑，乾隆年间又有“泉厦分府蒋元福等人”参与捐修三平寺。

明清时期，随着一些闽南人逐步迁移至台港澳及东南亚等地，三平祖师信仰也随之播迁。在台港澳及海外，有诸多三平祖师庙、三平宫、三平院、三平广济宫等庙宇，都是在三平寺祖庭庙名基础之上的演化。三平祖师文化包含的“广济、和谐、发展”“慈善大爱、济人利物”等理念，植根于中华文化，深受海内外信众的认同与尊崇。

闽台一衣带水、渊源深厚，三平祖师信仰也在明清时期随先民迁徙传播到台湾，并发展绵延至今。据统计，台湾有三平祖师分庙50多座，信众数十万人，分庙常常举行盛大的三平祖师信俗活动。两岸三平祖师信仰同根同源，多年来，常有台湾信众前往三平寺祖庙朝圣，并组织进香团到三平寺进香，祭拜三平祖师并恭取香火回台湾，络绎不绝。当前，三平寺以及三平祖师信仰已成为对台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在联系台胞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从广济禅师到三平祖师，这一信仰传承生生不息。作为闽台文化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深入研究阐释三平祖师信仰及其内涵，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进一步凝聚人心、增进两岸情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