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琼颖评《雅尔塔的女儿们》｜谈判桌外的雅尔塔会议

《雅尔塔的女儿们》，[美]凯瑟琳·格雷丝·卡茨著，李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361页，98.00元

在多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所了解的人的印象中，谈及雅尔塔会议，要么是那张著名的“三巨头”合影所传递出的具体却单薄的形象——身披斗篷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端坐中间，他的两侧是着军大衣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要么是有关会议内容及政治影响力的客观但枯燥的陈述——雅尔塔会议对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世界格局做出重要安排，美、苏、英三国领导人就处置德国、波兰政府和疆界、联合国、苏联对日作战及远东事务安排等议题进行磋商，并最终签署《雅尔塔秘密协定》。

美国历史作者凯瑟琳·格蕾丝·卡茨（Catherine Grace Katz）也将目光投向1945年举行的这场重量级首脑会议。在徐徐升起的舞台中，会议从筹备到众人离开的全过程（1945年2月1日-11日）被重新呈现于世人眼前；而在剧幕启闭间，人物、“情节”就完成了转换，作者甚至不忘最后安排一幕交代所有人日后去向的“返场戏”（4月12日-7月27日）。然而，在卡茨“执导”的这部“雅尔塔会议”大戏中，宏大的战争主题、剑拔弩张的国际争端乃至“三巨头”关于人类命运走向的关门会谈却成了或明或暗的背景，前景中不断出现举办午餐会或晚宴的餐桌、里瓦几亚宫的厕所、花园小径，甚至还有用来书写家信的纸笔。最为重要的是，在舞台中央站立的是三位年轻女士：罗斯福的女儿安娜、丘吉尔的女儿萨拉，以及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女儿凯瑟琳（凯茜）。这便是书名“雅尔塔的女儿们”（The Daughters of Yalta）的由来。

卡茨的写作意图是明确的，她试图透过这三位以“生活助手”身份进入雅尔塔会议的名媛的视角和活动，在重大历史时刻的琐碎日常中，以“爱与战争的故事”的副标题串联起或众所周知，或不为人知的人物、地点和事件。

战时亲情

雅尔塔，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南端。1945年在此举行的美、苏、英三国首脑峰会，让这座黑海畔的港口小城世界闻名。本书的三位女主人公作为这场最高级别会议上仅有的女性参会者来到了此地。

她们作为总统、首相和大使的女儿，出身名门、家境优渥，但彼此与父亲的相处之道截然不同。凯茜和她的父亲埃夫里尔·哈里曼在战时与其说是一对父女，不如说是美国大使和他的“代理人”：凯茜受父亲委托来到雅尔塔，负责美国代表团驻跸地兼主会场的里瓦几亚宫的布置工作；当埃夫里尔在1943年开启驻苏联外交官的生涯，更让两人于公于私都越发形同“生意伙伴或业务同事”。相比于凯茜，安娜·罗斯福出现在雅尔塔的“工具人”属性更为突出：罗斯福此时已病入膏肓（他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但无论是当时的战局抑或是总统本人的卡里斯玛人格，都不允许他对外披露自己的病情。因此，罗斯福需要有人来照顾自己会议期间的饮食起居与医疗，“好好”活在幕僚团队和盟友面前，而这份基于保密基础之上的与外界沟通的工作只能由最亲近的家人承担，并且这个人还必须服从性极高。也正因为美国总统将偕女儿出席雅尔塔会议，给了萨拉·丘吉尔以“外交对等”原则出场的机会。

尽管美国二战史作家詹妮特·康纳特（Jennet Conant）在点评《雅尔塔的女儿们》称“战时压力扭曲了正常的家庭纽带”，以至于在英美领导人与其女儿的亲子关系中，忠诚和谨慎高于血缘。但其实从作者或专论、或穿插的叙述内容来看，与其说哈里曼、罗斯福、丘吉尔这三对亲子关系被战争“扭曲”，不如说是身在高位的政治家庭的必然选择，只不过战争放大了这一选择。不同的家庭氛围造就凯茜、安娜和萨拉不同的个性及各自与父亲的相处之道，但时代终究还是让她们聚首于雅尔塔。

凯茜·哈里曼儿时父母离异、青少年时母亲早逝；父亲又因事业与家人聚少离多，对凯茜和她的姐姐采取“放养”到近乎忽视的教育。此外，哈里曼家族女性普遍十分独立，有自己的想法并予以执行。因此，凯茜的成长相比另两位政界名媛受到的约束更少。而她身上成功商人家族的血统，又让她在热衷冒险（其职业履历包括滑雪运动员和战地记者）的同时又精于算计（青年时代帮忙父亲管理度假村）。不断累积的社会经验和父亲的职业，让这对父女逐渐形成“信任伙伴”关系，战争让两人（尤其是父亲）进一步确认血缘之于这段信任关系的重要性——凯茜既可以在1944年作为美国大使的代表加入卡廷惨案的国际调查团，也可以在前一年（1943年）代父亲与他的婚外情人帕梅拉（同时也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儿媳妇）分手。

安娜曾是一名文字编辑。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唯一的女儿，她长期被排在所有家庭成员的末位，雅尔塔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登上国际政治舞台。虽然父母一个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威望的总统之一，另一个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女权主义者，两人“对社会和政治议题的看法都相当开明，但这种开明唯独不适用于他们对女儿的期盼”（193页）。正是罗斯福家族这种出人意料的保守家庭观，决定了安娜无法像凯茜那样建立与父亲相对平等的“伙伴关系”：1944年冬天，她应病情加重的父亲要求，搬进白宫开始担任父亲的非正式秘书。但罗斯福的根本动机在于，安娜完全是一个政治“局外人”，因此不需要任何戒备——他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做不到这一点，更何况这对夫妻的亲密关系早就因为罗斯福曾经的婚外情而支离破碎。

相比之下，温斯顿·丘吉尔的女儿萨拉是三位名媛中唯一真正供职军界，并在上级通知下陪同父亲前往雅尔塔“公干”的。但丘吉尔家至少在作者笔下更接近普通人的家庭环境与亲子关系：萨拉在父亲的陪伴下长大成人，纵然青年时代也曾离经叛道，让老父亲大为恼火，但终究还是与家人和解，回归常态的生活；她和母亲克莱芒蒂娜的关系也非常亲密。但丘吉尔同样希望有一位家人充当自己的“副官”，因为他并不看好即将到来的首脑会议，他需要一位“全能型守护者、支持者和知己陪同他”（30页）。但他的选择没有太多的政治考量，而是出于现实原因：充分理解自己的妻子惧怕飞行，并且他们夫妻约定有一个人必须呆在国内家中；儿子伦道夫则有酗酒的毛病，而二女儿莎拉“年龄合适、头脑机敏”。

克里米亚雅尔塔，里瓦几亚宫。

“关系”的世界

雅尔塔会议毕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峰会之一，纵使三位女士称职地完成了充当美英代表团半官方女主人的组织职责，她们的各种活动充其量是会议中的插曲与过渡，雅尔塔真正的核心主题是大国围绕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艰难谈判。但博弈之所以艰难，除了美、苏、英受本国利益驱使外，还与参会人员背后的政治博弈不无关联，而就这一点来说，本书的三位女主人公其实也被深深裹挟其中。

作者对美国代表团着墨最多，大到参会代表团名单，小到出席雅尔塔某场具体宴席的人员名单，都体现出这种人际关系。代表团中精通欧洲事务的国务院专家寥寥无几，但却有工作职责与议程并无关联的战时动员办公室主任詹姆斯·伯恩斯，此外还有身患重病、此时已行动不便的总统特别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这一人员配置的原因是罗斯福素来与国务院关系不睦，甚至他坚决拒绝让负责远东和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吉米·邓恩出席雅尔塔会议，“我不能带吉米·邓恩去。他肯定会把事情搞黄了”（91页）。但要在缺乏欧洲事务专家的情况下让罗斯福始终保持外交商谈的能力和动力，对总统影响颇深的霍普金斯就不得不“带病上阵”了。而伯恩斯的出现，表面上是对他多年支持罗斯福的褒奖，但事实上，当罗斯福发现在与斯大林的宴会上最好通过减少美国文职官员在场人数以便让斯大林畅所欲言时（117页），伯恩斯对他的忠诚便可以被暂时抛在一边——尽管这样引来了伯恩斯对安娜的好一通生气。

由此可见，整个美国代表团是围绕着罗斯福的意图运转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成为美国国家的“化身”。罗斯福的主要目的是说服斯大林对日宣战并获得苏联的承诺加入他所构想的世界和平机构（即联合国），因此，无论是从目的还是针对性的策略来看，欧洲事务都注定不是罗斯福此行关注的重点，而这种不关注也就深刻体现在他与埃夫里尔·哈里曼的交往上：作为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应向总统汇报当前东欧所面临的紧迫形势，但当罗斯福于1945年2月2日抵达马耳他，并与丘吉尔展开首次会晤时，这位美国驻苏联大使并未获准进入陪同之列！事实上，这两人的关系从1940年起就不那么融洽了，罗斯福想方设法拒绝哈里曼向自己介绍欧洲局势；而当他出于战略考虑需要尽可能拉拢斯大林时，对于哈里曼的排斥就表现得更为直截了当。不过，作者在这里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她认为，罗斯福与哈里曼的根本矛盾是控制权，因为这位美国第四大富豪并不像其他人一样多少需要借助罗斯福的威望与权势，因此想要控制他的唯一手段是“不给他参与的机会”（54页）。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点需要考虑，哈里曼于公于私都与丘吉尔走得太近，而这显然会影响到罗斯福的对苏方针。

颇为遗憾的是，作者对于雅尔塔参会方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考察仅限于美国代表团内部，并未涉及英国代表团内部的人际关系，更遑论苏联代表团。而在英国方面，作者也仅集中在丘吉尔一人身上。

“隔阂”的雅尔塔

事实上，在我初读本书时，一个立即产生的疑问是，为何作者会选择在两位第一女儿中间“夹杂”一位美国大使女儿？为什么没有提及斯大林的女儿？按照作者本人的描述，以斯大林的冷酷性格与不睦的家庭关系，苏联“第一女儿”斯维特兰娜绝无可能出现在雅尔塔（135-136页）。这或许确实“合理”解释了苏联与其西方盟友在会议随员问题上出现的“外交不对等”，然而，这部试图以非政治普通人串联重大历史事件作品的另一面就此展开。

美、苏、英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意见分歧之大，远超过去的二战首脑峰会。三国首脑各自带来了本国重点关切的议题，同时又希望谋求另两方的合作或让步：如前所述，罗斯福关注的是联合国的建立和远东问题，而斯大林的视线集中于对德处置与波兰地位问题，但他在哪个政府代表波兰主权的问题就与丘吉尔分歧严重。丘吉尔强烈希望亲英的流亡政府上台，但斯大林则坚决支持波兰本土的共产主义临时政府。国与国之间基于本国利益存在意见分歧本在所难免，甚至领导人之间因为种种私人原因也产生隔阂亦无可厚非。但《雅尔塔的女儿们》所呈现的隔阂，与其说是那些载入教科书、读者耳熟能详的立场、意见不合，不如说是一种西方世界与苏联的隔阂——即便彼时双方还是反法西斯战线上的坚定盟友。并且，由于本书更专注于政治议题之外围绕议程安排、人员组织的琐事，相较着眼于大国政治分歧的学术著作更能让读者察觉出这种隔阂的切实存在。

隔阂首先源于文化差异。在对会场（包括美、英国家领导人下榻处）布置、宴请、城市景观的叙述中，一种东西方的互不理解于字里行间散播开来。凯茜·哈里曼在布置里瓦几亚宫时，尽管声称自己不能在外事礼仪上出错，避免“父亲背负不够尽力维护文化和谐共处的职责”，但她对即将作为罗斯福卧室的套房本来面目的评价仍是“像极了老式的木刻卧铺车厢”，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装修风格充分体现了苏联人心中接待贵宾的排场”。（13页）饮食习惯的差异则更为明显，全书多处不厌其烦地列举苏联人提供的食物，从伏特加、鱼子酱，到各种俄国特色食品，但它们其实不合英美贵客的口味，例如在一场早餐“群戏”中，西方代表面对丰盛的俄式早餐和苏联人想象中的美式早餐，却更想要的是“鸡蛋、吐司和咖啡”，进而引发了一场风波。（121-122页）而战时雅尔塔恶劣的生活条件（如参会的英美高级将领和外交官们不得不共用房间、厕所和浴室）及语言沟通不畅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文化隔阂。

更深的隔阂来自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从始至终贯穿于整个会期，贯穿于政治会谈内外。无论是埃夫里尔·哈里曼、奇普·波伦（罗斯福的口译官），抑或是日后被称为“冷战之父”的乔治·凯南对苏联人在国际事务谈判策略的判断（113、115、124、128页），还是保镖跟丢了在会议期间找厕所的斯大林这样的插曲（132页），都表明，在美英代表的眼中，苏联只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合作与联合，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甚至无法确定“因战争胜利而带来的高涨合作热情能持续多久”。这种观念还具体呈现在本书综合各种材料所描绘的苏联高层形象中：莫洛托夫“外表滑稽”、“性格冷酷，锱铢必较……笑起来就像西伯利亚的冬天”（63页）；在对斯大林的描写中，除了他的外貌，还有一段凯茜·哈里曼对与斯大林握手的感想：“永远不要相信一个握手无力、又不对着你的眼睛说话的人。”（132页）。而在一众苏联高层中，描述贝利亚的篇幅无疑是最长的，书中详细描述了他其貌不扬的外貌和残暴变态的手段。（137-138页）

几点批评

尽管被《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称赞为对二战和冷战史上的决定时刻的“全新诠释”之作，但出版于2020年的《雅尔塔的女儿们》对雅尔塔会议这一“历史关键时刻的内幕观察”其实是失衡的：除了对英国代表团的刻画主要集中在丘吉尔一人身上之外，对东道主苏联的描写，无论是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这些参与雅尔塔会议的苏联高层，还是在会场内外提供服务的普通工作人员，抑或是在塞瓦斯托波尔带领三位女士游览城市的年轻军官，其实都是通过英国人或美国人视角并经过后者加工后转呈出来的。换言之，至少在本书中，雅尔塔会议上的苏联人只是美英人的观察对象，并没有真正立足双方的观点来考察雅尔塔会议，我们其实无从得知苏联上下对此的真实想法与反应。

造成这一局面的客观原因是作者的材料使用。本书有关雅尔塔会议的一、二手材料绝大多数来自英美两国，并以私人日记、信件、口述史料为主（甚至包括最新开放的一部分私人档案），但她对苏联材料或俄罗斯相关研究的使用是明显缺失的。这一取舍，其实暴露出本书的另一个问题：在雅尔塔会议过去八十年、苏联解体三十五年的当下，西方世界对于苏联的印象依然刻板而扁平，视之为贫穷而缺乏审美的独裁国家、冷战的唯一发起者。并对这个国家（也包括今天的俄罗斯）心存疑虑乃至恐惧。作者在大量占有一手私人档案时也全盘接纳这一观念，不仅没有试图从苏联材料中寻求印证，相反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刻板印象，例如作者引用凯茜·哈里曼写给姐姐和朋友的信件评价斯大林在2月8日晚间酒会上发表的祝酒词：“一番风度翩翩的讲话……似乎是为了打消那些怀疑他并非正人君子的流言蜚语。”随后还以插入语的方式专门加上一段无法判断出处的叙述“传闻他侵犯了自己的女儿，除非后者对他有用，否则他都不会让她出现在自己的视线里，而他甚至拒绝和她的丈夫见面”。（214页、第343页注释77、78）这一看似不着边际的流言，实际上代表的是西方大众对斯大林“独裁者”形象的典型认知，作者对此不仅欣然接受，还助推了这一形象的扩散。

但相比对斯大林独裁暴君、罗斯福疾病缠身的描述，作者充满了对丘吉尔人品与才干的钦佩。虽然着墨不多，但她致力于呈现丘吉尔公正公平、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公共形象，在雅尔塔会议上不遗余力为波兰争取权益而奔走；还通过与其他两位父亲的私德、两组亲子关系的对比，塑造出一个虽反复无常，但仍算得上亲切、有趣、重视家庭、私生活检点的父亲形象。甚至作者在文末的致谢中也大谈丘吉尔之于自己的重要性。然而，这样的先入为主或选择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这部以雅尔塔会议为主题的作品的客观性。

不可否认，如果将《雅尔塔的女儿们》当作一部不涉及复杂政治交锋，而仅记录会议幕后故事与名人逸事的通俗历史读物，那么它无疑是生动且观察入微的。不过本书依然对读者的二战史储备有一定的要求，不然可能无法跟上它的叙事节奏。美中不足的在于，在跟随作者不断转场和扩展联想中，读者可能会连连遭遇颇为影响阅读体验的障碍，那便是注释！作为大量依据或官方及私人档案、信件创作的作品，不少注释出现的位置匪夷所思，这里仅举一例，“在脚下这片平滑、泛着光亮的灰色海面上（注释30），居然有一场杀戮正在进行。正对着它们下方的一群鱼（注释31）遭遇了来自两个方向的袭击（……）”（125页）。这里“灰色的海面”“一群鱼”后出现的注释，令读者在阅读的当下困惑于作者的引用意图；而几番研究之下，才发现这是不同人的信件中共同提到的事情，但是否应当如此引用呢？另外，由于标注的混乱，以至于无法清晰区别引用内容与作者观点。